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，也是77级高考入学40年。40年来，我们见证并参与了祖国发生的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，丰富曲折的经历练就了我们高度的事业心、责任感和艰苦奋斗精神，忆当年的高考，思绪万千。
1977年的高考是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的高考。从1966年停止高考到1977年恢复达11年，加上 77年的应届高中生，以及允许部分78年优秀高中生提前报考，累积考生达2000万。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筛选，另有半数多青年报考了中专，实际参加高考的考生为570万，而拟招录的仅20万余，后来扩大‘走读’招生2.3万（据说宿舍不够住，邓小平先生讲可在家住，走读嘛），各类大专班4万，共录取27.8万，录取率为4.9%。当年，宁夏医学院招生200人（197人于1982年毕业），原计划4班为预防医学班，但后来实际均为临床医学专业。
与后来的大学生不同，77级是多数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炼的群体，经历艰辛终得改变命运机会的群体，经历最激烈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，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。他们上大学前的遭遇和生存状态多不尽相同，每个人都可说出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。
在高考前，作为下乡知青的我，正以赤脚医生身份在陶乐县红崖子公社苦水沟修路工地上战斗，准备复习的时日不多就参加了高考。我的爱人，也是我的同班同学（我们一个班50名同学中毕业后竟有8对结为夫妻，这可能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创造的特殊记录）的高考故事更为有趣，在永宁县杨河公社永红大队下乡的她，起初在父母的要求下报考中专，考前又改报了大学（这可能是注定的夫妻缘分）。考试当天，她骑自行车去考场途中将准考证遗失，被人捡到后通过广播失物招领，由此才失而复得完成高考。
回想起来，之所以能考上大学，应感谢“邓小平的第一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”。我是75届的高中生，在初中和高一阶段（1972至1974年）算是扎实地学习了些东西，为高考打下了基础。高中毕业前，多学工、学农，我有幸参加了在县医院的“红医班”学习，为当赤脚医生打了点基础，也正是高考选择学医之理由所在。高考考题已不太记得了，只记得十一月份的天气已冷，考场窗户透着风，人冻得发抖。语文的作文好像是由“记一件有意义的事”或“当我参加高考的时候”选其一，我写了后者；数学题似乎不难，但为有道题虽费时不少终未解出正确答案而懊悔不已；化学是我的强项；物理尚满意（上大学初就作了物理课代表）。记得高考张榜在陶乐县城，当年全县仅有7人考上大学，而我们高中班就有4位（两位宁夏大学，一位宁夏农学院）。这要感谢我们班的班主任汪道文老师，他为我们班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，给了我们很好的引导。当然，也还记得等待录取通知书的焦躁心情和接到通知书时的情景。
虽然过去了快40年，我仍对大学学习生活记忆犹新。与现在同一级大学生的年龄几乎没啥差距相比，我们当时同学大的已经三十多岁，扈德荣、党伯林两位老赤脚医生已是几个孩子的家长，而马亚平、温义林年仅十七八岁。田秋林同学带薪学习，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是拿助学金读书。曹洪福同学可谓成熟练达，而段振坤同学则为年轻气盛。记得更清楚的是，大家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，期望把过去耽误的学习时间再追回来，说“如饥似渴”真不为过，学习的主动性，吃苦劲头恐是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不到的。恢复高考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，以往许多人的前途由领导或“贫下中农”决定，现在我们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处境，有了盼头，普遍带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投入学习。我们入学后的许多课程主讲还是原上海铁道医学院的老师，对病理的李铮、李一清老师，生化的李明老师，生理的李楚芬、詹闲学老师，临床的郭仓、张遵哲、陈文庆、陈纪邦老师印象深刻。我的实习是在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的，得天独厚的实践机会为我今后从医之路打下很好基础，对王桐喜、王世杰、刘芷芬、王天壅、马天真老师留下深刻印象。虽然当时的物质是匮乏的，还在用粮票、油票等，记得为吃大米，没少向马兴福同学换取米票（他从中卫老家带来大米上交学校就可换成米票）。尽管艰苦，但我们的学习生活非常充实，这期间，第一次跳交谊舞，第一次拉女同学的手，好紧张！也是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，第一次知道了许多医学大家。学习上的用功，对考试成绩的高要求，冥冥之中，似乎在为进一步改变命运，为留校做着努力， 近5年我的学习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。
77级大学生是时代的幸运儿，他们的工作和发展机遇好，作为与众不同的群体，起点普遍比同龄人要高，后来发展较快。30年后无论在政界、学界、商界，许多领军人物都是77级的。李克强总理是北大77级的，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是中国医大77级的，我们班担任副厅以上职务者就有5人，有人将其称为“77、78现象”。当然，大部分同学默默无闻，但在一个群体中，成才比例相对较高便有其特殊意义。不像一般大学生多为同龄人而基本同时退休，77级由于年龄差距大，其人才洪流在“老三届”退休后持续了上十年仍是少见现象。相对现在的大学生，77级大学生命运经历颇具几分传奇色彩，其影响力和作为必将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！
